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父亲后来声称要去哪哪打工，在举家反对的情况下只好不了了之。

到九九年十月天空高远之时，村东头的巨大扁平建筑里终于再次响起了猪崽的哼唧。

望着那几十头圆滚滚的蠢东西，我竟涌出一种难言的喜悦。

至于本钱打哪来，我却从没想过。

当时母亲的月工资基本都要拿去还债——为此父母还吵过几架。

母亲不想拖欠任何人，父亲却觉得“反正都借了，还了就是，也不差那几天”。

至于父亲挣的几个散钱，刚够补贴家用——也幸亏我有个铁打的奶奶。

直到2000年秋天拆迁安置方案下来时，奶奶才不小心说漏了嘴：父亲揣了口杀猪刀，挨门挨户地讨回了所有已黄和将黄的赌债。

对此，母亲自然不知情。

不可避免地，在拆迁安置上，父亲故技重施。

家里本来有两座红砖房，可惜卖出去一座，更为关键的是买主已经搬了进去。

而父母和我都是城市户口，怎么安置就成了难题。

那年夏天征地时，撇开养猪场，5亩地拢共也才补了几千块钱。

最新地址;父亲不愿“冤情重演”，“万般无奈之下”（奶奶语），只好诉诸杀猪刀了结此事。

遗憾的是这次不太走运，奸诈的村干部跑学校向母亲告发。

于是当晚家里就炸开了锅。

至于锅是如何炸开的，我呆在学校，没能亲眼目睹，自然也不敢妄言。

只记得一个周六下午，我推车进门时，那口用了将近十年的铁锅就四分五裂地躺在凉亭的石凳上。

父母间爆发了一场迄今为止最长的冷战。

父母是什么时候恢复性生活的，我不清楚。

那些贴墙倒立后苦苦等待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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