第64章 扁平时代的写作（2 / 2）

一个“扁平”的世界还有易破难立的特点。特别是自十八世纪启蒙运动以来，敬畏感随着上帝一同消失。叛逆比服从更流行，权利比责任更动心，无论左右翼都造反成癖，在获得解构主义一类学术装备后更是见立必破，逢正必反，打倒一切。这一过程削弱了上帝与王权，清算了教条与伪善，其功绩不可低估；但无政府式的激进狂飙若无解药，其结局必是相对性等同虚无性，民主化等同民粹化，任何共识难以搭成，真理永远缺位。真理也许还是有的，但在很多时候只剩下每个人那里“我”的真理，即自恋、自闭、自利的各种强辞，甚至是专职扒粪的哄客四起——这不过是社会沦入一片“原子化”散沙的文化表征。圣人、先知、导师一类从此不再，文化成了一地碎片和自由落体。一个个公权政府在这样的逐利时代也更像个总务处，无心也无力充当精神旗帜，无心也无力实施有效的社会调控。避骂自保的公关活动已够他们忙的了，讨好票源和收买民意已够他们累的了，他们哪还有建构民族与人类精神的远大抱负和坚定行动？

越来越多的迹象表明，一旦失去文化的约束和引导机制，一个扁平的世界就是没有方向的世界，是无深度和无高度的世界。即使有成打的托翁和莎翁再世，他们通常也形同刺猬而不是狮子，是暗燃而不是火炬，常常隐在主流受众的视野之外——在生态、经济、政治等重大危机逼近之前，在民众的真理渴求大增之前，情况大体如此。

这个时代当然还有文化，有文化运动与文化冲突，也不乏轮番登台的文化偶像。不过，与传统意义上的圣人、先知、导师不同，很多现代文化偶像形式大于内容，迎合多于独行，公关造势优于埋头苦干，成功获利重于大道担当。这些人不过是营构一种虚假的方向，在无方向时代满足一种偶像消费，其中既包括对偶像的适时狂拜，也包括对偶像的适时狂毁。在这里，狂拜或狂毁只在一念，无须深思熟虑和身体力行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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