第69章（2 / 2）

沈照野却直接拿了他的雁王令牌，代他往来于礼部、刑部及京兆府之间，继续处理漕运案的后续事宜，对外只称雁王殿下因前番遇刺受惊，加之连日操劳，需静养数日，一应事务暂由他代为沟通协调。

事实上，经过前期的密集调查、流民的口供、以及从各方汇集来的文书档案，漕运案的整体轮廓已然清晰。

涉案官员上至漕运总督潘硕、下至沿途关键关卡的吏目头领；涉及的衙门囊括了漕运总督衙门、相关州县粮仓、税卡乃至部分地方卫所；贪墨的手段更是五花八门——虚报漕粮损耗、暗中倒卖官粮贡品、巧立名目勒索漕丁商船、与地方豪强勾结压价收购补仓粮食。

一桩桩，一件件，触目惊心。初步核算出的贪墨数额已巨大，虽不足以动摇国本，但也令人乍舌。

基于这些证据，哪些官员该革职查办，哪些该流放千里，哪些罪大恶极足以判斩立决，在李昶以及刑部、大理寺几位核心官员的小范围磋商中，已有了初步的定论。如今只待李昶将最终核查无误的案卷整理成条理清晰的奏折，呈报御前，由皇帝朱笔钦定，便可尘埃落定。

然而，看似大局已定的情况下，仍有两处关键的疑点悬而未决，令人无法安心。

其一，便是沈照野在半路救下的那批扬州宝应流民。他们的供词与其他流民所述苦难并无二致，但他们声称是受了宝应县令王知远的暗中指引甚至提供了少量盘缠，才鼓起勇气上京告御状。

表面询问记录与其他流民卷宗放在一起，似乎只是又多了一处受害地的证言。但深究下去，疑点颇多：王知远身为晋王门人，为何要主动将治下的丑事捅出去？他接触流民的具体方式、说了什么、提供了何种程度的帮助？其真实动机究竟是什么？更重要的是，为何这批被指引的流民，反而遭到了从江南一路到京畿的持续追杀？

派往宝应县深入查探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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